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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庆荣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贵州重庆时时彩官网接受曹小平的委托,并经瓦庆荣本人同意,指派我们为涉嫌受贿一案被告人瓦庆荣的一审辩护人,依法出席法庭,参与诉讼活动!

对于新时代的司法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到查问责制。”的司法改革目标。最高人民法院相应的也提出了“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案件审理要求。

就刑事审判领域而言,在对近年来发现的冤假错案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两院三部下发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根本要旨在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裁判要求,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言以蔽之,一切刑事案件的处理,都必须紧紧围绕“法庭审理”这个中心来进行。

此后,两院三部又印发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更加明确而详细的规定。

于本案而言,在接受案件之初,我们被告知:瓦庆荣最早时间曾经交代过所有“受贿”的犯罪事实,其后,又全盘否认了其先前的有罪供述,瓦庆荣前后矛盾的陈述,令我们满腹狐疑!

随着辩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们多次会见了在押的被告人瓦庆荣,认真倾听了瓦庆荣关于案件来龙去脉的陈述,在仔细查阅、推敲本案所有案卷材料之后,又观看、走访了部分涉案企业。

在参加了本案庭前会议后,我们认真观看了对瓦庆荣进行讯问的四次同步录音录像。

随着法庭调查的展开,综合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我们确信:侦查部门在侦查中使用威胁、引诱的方法,使瓦庆荣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作出了罪的供述,令其一步步走上了“自证其罪”的深渊!

这里,根据本案相关案卷材料,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改革的法律文件,我们试图拨开层层迷雾,力争还原事实真相,以维护瓦庆荣的合法权益。

我们坚信:本着法律人的良知,合议庭一定能够坚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底线,还瓦庆荣以清白!

一、本案中的非法证据需要依法予以排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日的十二月四日,合议庭召开了庭前会议,对瓦庆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进行了调查。

合议庭对于当事人及辩护人的排非申请不予准许,我们表示遗憾。我们坚持认为:对本案中存在的非法言词证据,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排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第三条规定“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第二十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我们之所以坚持要求对本案中的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是因为我们不仅提供了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见附件1,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而且还有瓦庆荣被现实威胁和引诱的证据,具体理由如下:

(一)侦查部门违反了法定的程序

第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的举报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直到现在,我们都未见到合法的初查决定书。

第二,侦查部门违法接触了初查对象。《规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初查一般应当秘密进行,不得擅自接触初查对象。公开初查或者接触初查对象,应当经检察长批准。”瓦庆荣作为初查对象,不能擅自接触,侦查部门直接询问了瓦庆荣,但没有任何检察长批准的法律文书。

第三,询问瓦庆荣的通知在时间上是颠倒的,询问证人的通知缺少了相应的通知书号、且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条“……犯罪嫌疑人应当在亲笔供述的末页签名、捺指印,并注明书写日期。检察人员收到后,应当在首页右上方写明‘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并签名”的规定,接收人员应当在自书材料中签字。但在本案卷宗里,有多份笔录和自书材料违反上述规定,没有接收人和接收时间或只有一名办案人员签字的情况,(见附件2询问通知书一览表、附件3:部分重要证据接收手续不完善摘要);

第四,通知询问地点与实际询问地点不一致。在初查阶段,对瓦庆荣及相关证人的通知书均载明要到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进行询问,但实际的问话地点则大多都是在纪委的黄山冲。

第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在犯罪嫌疑人、证人签字后,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但在所有瓦庆荣涉嫌受贿的案卷材料中,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

第六,对罗京焰、赵熙贵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的身份无法确定到底是谁?(1、有关罗京焰的询问笔录第四卷76-77页,在第四卷76页中的询问人为杨岭、冯杰,但是在第77页询问人员却为肖宇翔、杨岭,前后矛盾;2、见有关赵熙贵的询问笔录第四卷第51-52页,第四卷第51页中记载的询问人员为杨岭、冯杰,但是在52页询问人员却为冯杰、王斌,前后矛盾。

(二)侦查人员对瓦庆荣进行了威胁和引诱

第一,《规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检察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填写提讯、提解证,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就本案而言,侦查人员于2016年9月18日、11月2日私自提审瓦庆荣,均系在看守所的监区进行,而不是在讯问室进行,很显然是在对瓦庆荣进行威胁和引诱。

第二,2016年5月30日,侦查人员对瓦庆荣进行了威胁。2016年5月30日上午、下午,瓦庆荣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被问话,而在当天,瓦庆荣还书写了7份共28页的“自书材料”(见附件4,瓦庆荣5月30日自书材料一览表),显然,这是瓦庆荣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第三,瓦庆荣在询问笔录及自书材料中所签字的时间,是在侦查人员的安排授意下而写的,不是根据实际问话的时间所签(见附件5,鉴定申请书)

,瓦庆荣关于沿河(冉光明)、兴仁放马坪、凤冈长博的所谓“受贿事实”的交代,表明瓦庆荣受到了实际的威胁。

其一,在瓦庆荣翻供之前的所有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中,瓦庆荣无一例外均承认了所谓“收受沿河冉光明贿赂5万元”的事实,而冉光明实际上并没有送钱给瓦庆荣,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受到了现实的威胁,正常人是不可能“承认”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所谓“受贿事实”的;

其二,如果说仅仅有冉光明一人的说法还不说明问题的话,有关瓦庆荣收受放马坪、凤冈“贿赂”之说,则完全证明了瓦庆荣被威胁的铁的事实。

感谢公诉人在庭审中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瓦庆荣在以前曾经承认过收受了放马坪、凤冈两家公司的贿赂,只是因为“没有其他证据”才未认定瓦庆荣这两起受贿的“犯罪事实”(见本案中国庭审公开网第3:33:32-3:33:46公诉人质证意见)。

如果瓦庆荣不是受到了现实的威胁,他怎么会“承认”根本就不存在的“犯罪事实”呢?

对于公诉机关刻意隐瞒“瓦庆荣承认收受放马坪、凤冈两家公司的贿赂”的材料,我们深表遗憾!

(三)李兴隆、陆培勇、宋柱青、林海兵、冉光明等9名证人同样受到了现实的威胁。

第一,贵州省人民检察院通知询问证人的地点是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但事实上,问话均系在省纪委黄山冲办案点进行;

第二,在相关证人的自书材料中,名称均系“交代材料”,何为交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把错误或罪行坦白出来。”也就是说,初查阶段对9名证人进行询问时,已经把这些证人作为“犯罪嫌疑人”来对待,无疑,对于证人而言,这就是现实的威胁;

第三,冉光明在最后说明没有送钱给瓦庆荣的证实中(第四卷   冉光明证言),说明其受到了威胁。

第四,孙可亮在其第一次证实中,其被问话的时间是晚上   点7点10点(见第三26页孙可亮言)

(上述非法证据见非法证据排申请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条对如何审查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作出了规定,同时,该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综合上述事实、证据和理由,我们认为,被告人瓦庆荣以前的有罪供述,是在受到侦查人员的威胁、引诱之下而作出的,违背了其真实意志,瓦庆荣的翻供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其庭前的有罪供述不得采信。

二、公诉机关所举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公安厅《刑事案件基本证据要求》第1.8特别明确:“理怀疑是指:(一)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涵盖案件事实;(二)有现象表明某种影响案件真实性的情况可能存在,且不能排除;(三)存在根据常识可能发生影响案件真实性的情况。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结合庭审情况,公诉机关所举之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一)本案中,没有查到到瓦庆荣犯罪的赃款

作为受贿案,最关键的证据之一,要求要有受贿赃款的去向。侦查部门在初查时,完全可以采取相应的查封、搜查措施,但在所有的案件材料中,没有任何一份材料能够说明瓦庆荣收到了哪怕一分钱的赃款!

(二)公诉机关没有客观、全面的收集证据

在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中,瓦庆荣共“收受15次贿赂”,其中只有两次是在县里面,其余13次,都是在“省农委瓦庆荣的办公室收受的”,这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怀疑。

其一,这13次所谓贿赂,贿赂人到贵阳的出差票据在哪?坐什么车?住哪家宾馆?其在相关企业的报销凭证又有哪些?

13次所谓行贿,居然没有一份证据加以支撑,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其二,省农委的一楼,有专职保安值班,没有登记,根本就进不了省农委的办公区域,但在所有案件材料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省农委相关时间段内的“客人来访登记”,怎么能认定李兴隆、林海兵等8名行贿人到过瓦庆荣的办公室呢?

(三)起诉书仅仅笼统认定“瓦庆荣为相关行贿人获取实施资格及财政补贴”,导致其证据的不确实、不充分

第一、在涉案的四个项目中,有贵州省的项目,有国家的项目,省项目和国家项目要求不同,贵州省农委具体的业务部门亦不同,但检察机关根本没有提供相应的到底由省农委的哪一个部门负责具体落实的分工文件;

第二、事实上,贵州省2014年能繁母牛项目及2015年南方山地生态肉牛项目是由省农委畜牧处具体负责,其负责人是陈永艳,不是廖正录,也不是王元素、罗京焰,侦查部门在侦查过程中,不去调查陈永艳及其相关知情人员,相反去调查不是项目负责人的廖正录、王元素、罗京焰,这样的调查,其结果只能盲人摸象、张冠李戴!

第三、廖正录、王元素的证言系伪证,这一问题,辩护人在庭审质证中已作了充分的阐述。

第四、公诉机关试图力争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原来相关的行贿人是没有进入实施主体资格名单的,只不过因为瓦庆荣发表了具有倾向性的意见,最终才使行贿人的企业进入了实施主体名单。

但是,公诉机关并没有具体的举证证明,之前的名单是哪些企业,瓦庆荣所谓的发表倾向性的意见之后的名单又在哪里?没有前后的书面名单对照,又以什么标准确定瓦庆荣为相关“行贿人”提供了帮助?

(四)瓦庆荣前后供述之间、证人前后证言之间、瓦庆荣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

表现在所谓贿赂的时间、地点、钱放何处?此外,关于行贿人是否认识瓦庆荣?如何认识瓦庆荣?同样是各说一辞,无法确定相关的案件事实(见附件6:瓦庆荣同步录音录像矛盾处书面摘要;附件7:瓦庆荣前后供述之间、证人前后证言之间、瓦庆荣与证人证言之间部分重大事实矛盾之处一览表)。

三、李兴隆、陆培勇等8名证人之证言系孤证,不能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七条规定规定:“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方式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询问笔录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以及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二)询问地点不符合规定的;(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四)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段,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贵州省《刑事案件基本证据要求》第1.10强调,在证据的收集上,必须全面收集,一定要“防止片面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倾向”

就本案而言,因缺乏最重要的相关书面证据,公诉机关能“证明”瓦庆荣犯有“受贿罪行”的证据,只有:瓦庆荣的供述与辩解;李兴隆、陆培勇等“行贿人”的证言;张学玖、冉崇美、陆伟勇等人的证言。

第一、瓦庆荣之有罪供述,因其受到了威胁、引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加以采用;

第二、张学玖、冉崇美、陆伟勇之证言属于间接证据,且其陈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样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三、事实上,所谓瓦庆荣受贿的事实,就只剩下李兴隆等8名“行贿人”的“证言”,从性质上说,这些证言完全属于孤证,不能加以采信。

其一,前已述及,上述这些证言,与瓦庆荣的供述之间,证人前后的陈述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

其二,贝卡利亚提出,“一个以上的证人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肯定,另一个人否定,就什么也确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有权被认为是无辜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被告人瓦庆荣所谓“受贿犯罪”的侦查,侦查部门无实事求是之心,有故入人罪之意。瓦庆荣在受到侦查人员的威胁、引诱之下,被迫作出违背其真实意志的“自证其罪”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庭前会议及法庭审理,其翻供行为,是对客观事实的还原,完全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而且是可信的。

我们认为,对瓦庆荣犯有受贿罪的指控,就公诉机关所举证据而言,根本达不到“证据应当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建议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对被告人瓦庆荣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让瓦庆荣在司法公正的阳光照耀之下走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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